信息时报讯（记者 康振豪）肺癌是中国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根据组织病理学特点不同，又可分为非小细胞肺癌（NSCLC）和小细胞肺癌（SCLC），患者总体五年生存率不足15%。近日，记者与广东省人民医院首席专家吴一龙、广东省人民医院肿瘤医院院长周清面对面，两位专家分享了目前肺癌诊疗手段的最新进展。

靶向治疗开启肺癌精准治疗新篇章

吴一龙首先回顾了肺癌诊疗的发展历程。“2004年以前，手术、化疗、放疗等是肺癌的主要治疗方式，然而肺癌早期具有隐蔽性。”吴一龙表示，约70%的患者确诊时已是局部晚期或发生转移，失去手术机会 ，而放化疗会导致大量正常细胞在治疗过程中被杀死，副反应较严重，患者的治疗需求远远没有得到满足。

“2005年世界首个肺癌口服靶向药在中国上市，晚期肺癌的治疗在放化疗后终于有了新的选择。而2009年首个肺癌治疗靶点EGFR的发现和相关研究的推动，意味着靶向治疗正式开启了肺癌精准治疗的崭新篇章。”吴一龙告诉记者，靶向药物能特异性地与一些明确的致癌位点相结合，使肿瘤细胞发生特异性死亡，不伤及周围的正常组织细胞，因此全身副反应小，作用精准、效果优越。特别是研究发现，约45.9%的中国非小细胞肺癌患者都有EGFR突变 ，远高于西方患者。因此，EGFR靶向药的出现满足了很大一部分中国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治疗需求，相比传统治疗手段显著延长了这部分患者的生存时间。”

广东省人民医院首席专家吴一龙。受访者供图

尽管一代、二代EGFR靶向药物具有很好的临床疗效，但随着用药时间的延长，约2/3的患者会因T790M突变而发生耐药 。“这时患者主要表现为病灶较治疗前增大较多，或者新出现局部或远处转移。这是因为变异的肿瘤细胞会不断与靶向药对抗，导致靶向药效果不明显了。因此，一旦出现耐药需要及时调整治疗方案。” 

在谈到耐药问题时，周清表示：“2017年上市的第三代EGFR肺癌靶向药作为一、二代靶向药的耐药后治疗方案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显著改善了这部分患者的中位无进展生存期。另外，不仅仅是EGFR靶点，例如针对ALK靶点的二代靶向药也在近年来先后上市，部分解决了一代ALK靶向药的耐药问题。”吴一龙补充到，从去年开始，临床上又出现一种新的克服耐药的方案——抗体偶联药物（ADC），以及未来还有三到四种非常革命性的创新治疗方案也在研究之中，“我们相信未来在耐药问题上还将有更多新的突破”。

广东省人民医院肿瘤医院院长周清。受访者供图

此外，吴一龙还特别强调：“无论具体分期，在使用有明确靶点的抗肿瘤靶向药物前，均需进行基因检测。第一，患者确诊的时候必须要做，要确定分型；第二，发生耐药的时候肯定要做，要找到耐药的缘由；第三，建议早期患者治疗后定期检测，检查是否有基因重现，进一步确定是否需要进行相关的干预。”

 罕见靶点研究不断深入，免疫治疗迎来全新突破

相对于常见靶点，罕见靶点的发生率较低且缺乏对应药物，这部分患者一直面临着被忽视、难治愈的困境。周清解释说：“目前我们了解到的非小细胞肺癌的驱动基因，除了占比45%左右的EGFR靶点，还包括5%左右的ALK、1%左右的ROS1等少见和罕见靶点。但因为肺癌患者人群总体较为庞大，所以这些患者的人数并不少。而且，无论是常见还是少见靶点的占比，对具体单个个体来说就是100%，正所谓‘小靶点，大获益’。”

周清表示，近年来针对少见和罕见的驱动基因靶向药物发展十分迅速，例如2021年国内首个针对RET靶点及MET外显子14跳跃突变的靶向药先后获批上市，让这部分患者终于摆脱了“无药可用”的困境。“值得一提的是，2021年首个中国自主研发的MET抑制剂获批，意味着针对MET罕见突变，中国独立实现了药物首创和‘从零到一’的突破，以及本土研发和国际接轨，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尽管不少肺癌患者的治疗需求已通过靶向治疗得到满足，但在亚裔患者中，相当一部分的NSCLC患者驱动基因为阴性，SCLC在相关驱动基因的研究上也面临困局。因此，当前靶向治疗并不能满足这部分患者的治疗需求。吴一龙指出：“近年来，随着免疫抑制剂及抗血管生成药物的广泛应用，给这部分患者带来了更多治疗手段。所谓免疫治疗就是通过借助人体自身免疫系统以摧毁肿瘤细胞的一系列免疫相关治疗方式，具有提高免疫系统识别排除肿瘤细胞的能力、对正常组织影响轻微等特点。目前肺癌的免疫治疗多指‘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如PD-1/PD-L1抑制剂。2018-2019年，国内PD-1抑制剂和PD-L1抑制剂相继获批上市，开启了肺癌免疫治疗的新时代。”

“相比传统的治疗方案，免疫治疗的疗效持久，时间跨度也较大，具有良好的拖尾效应，且不良反应整体发生率低于化疗，绝大部分免疫相关不良反应也都是可逆的。而晚期鳞癌及无驱动基因的非鳞非小细胞肺癌、III期不可切除非小细胞肺癌、广泛期小细胞肺癌等更多不同类型的患者也因为免疫治疗的出现有了新的治疗选择。”吴一龙补充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