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宜居城市建设居全球城市体系第三梯队
2020-07-22 20:45:51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成小珍 通讯员 简荣)7月22日,广州市社会科学院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了《广州蓝皮书:广州社会发展报告(2020)》(以下简称《广州社会蓝皮书》)。该书指出,广州宜居城市建设在全球城市体系中处于中等水平,居中国内地四个一线城市之首。


发布蓝皮书现场。通讯员供图

宜居:生活舒适便利度远高于东京、悉尼

 《广州社会蓝皮书》课题组构建了全球宜居城市最终评价指标体系,以城市能级为主要参考依据,以城市代表性为次要参考依据,选取22个城市作为比较样本。根据各自总得分,22个样本城市划分为四个梯队。悉尼、东京、纽约、伦敦等城市属于第一梯队;巴黎、新加坡、芝加哥、香港等城市属于第二梯队;广州、上海、墨西哥等城市属于第三梯队;迪拜、孟买、雅加达等城市属于第四梯队。

从比较可以得知,广州总排名第十二位,在全球城市中属于第三梯队前列,位居中国内地四城之首。从中国内地四个一线城市的得分来看,广州总得分比上海、深圳和北京分别高出1.18分、4.55分和10.14分。总体来看,广州的宜居程度在22个样本城市中属于中等水平,但相比悉尼、东京等公认的全球顶尖宜居城市,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而与上海、圣保罗、深圳、北京、迪拜等城市相比,具有一定领先的优势。

另外,广州在生活舒适便利度方面排名首位,远高于东京、悉尼等城市,但在生态环境、公共服务以及社会安全方面与全球顶尖宜居城市之间仍存在较大差距。目前广州在生态环境优良度和公共服务完善度的排名均为第15位,在社会安全和谐度的排名为第16位,处于中等偏下水平。

特色:“广州街坊”护社区平安

《广州社会蓝皮书》指出,广州党建引领社会治理,促进社会融合、安全与活力。广州推行“令行禁止、有呼必应”基层党建工作模式。把“令行禁止”作为构建基层党建工作格局的首要要求,加强党对社会治理工作的领导,推动市域社会治理重心和配套资源向街道社区下沉,落实镇(街)赋权增效。把“有呼必应”作为贯穿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全过程的主线,建设基层治理综合调度体系,制定“有呼必应”问题清单,明确职能部门“呼应”主责,构建线上线下一体化平台,建立区、镇街、社区纵向贯通,政务服务职能部门、机关企事业单位横向联动的“民有所呼、我必有应”快速响应机制,形成社区(村)“收集问题”、街镇“统筹指挥”、职能部门“随时响应”的“呼应”关系,实现市、区、街(镇)、社区(村)四级响应联动。

2019年,广州全部村(社区)设置村(居)民议事厅,建立“民主商议,一事一议”基层群众议事协商新模式,广泛吸纳多元主体参与议事活动,居民群众参与议事协商能力、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水平不断得到提升,有效实现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深入推进来穗人员服务管理改革创新,建立来穗人员党员“双管共建”平台,在来穗人员比较集中的街镇、社区,由流出地、流入地党组织双方签订区域协作协议,成立来穗人员党支部。组织引导来穗人员参与社会治理民主议事,联合调解社会矛盾利益纠纷,完善来穗人员积分制,保障共享基本公共服务。

平安广州法治建设成效显著。广州深入推进法治体制创新,严格权力边界,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广州法治政府建设水平持续稳居全国前列,在中国法治政府评估中蝉联三名。广州因地制宜,取得了一系列法治建设新成就,形成多项“广州经验”:首开网络立法听证会先河;率先成立涉“一带一路”建设案件专业合议庭;建成全国首个智慧立法管理系统;建成全国首个智慧立法管理系统。

“广州街坊”群防群治保护社区平安。“广州街坊”突破了传统联防队、治保会的群防共治模式,用具有广州地方特色的话语,以接地气亲民的方式有效整合专业性、行业性、志愿性等社会力量,发展成规模逾131万人的“广州街坊”群防共治队伍,体现了社会力量集结、广泛群众参与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2019年,广州深化“社工+”战略,建立“社工+慈善+志愿服务”机制,建立社工站“113X”服务模式,全市共201个社工站服务群众360多万人次。全市持证社工超过2万人,社工服务机构380多家,为社会服务水平提升提供专业化力量支撑。

短板:青年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意愿不高

 《广州社会蓝皮书》 课题组使用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开展的“2019年广州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的数据研究得出,广州的社区治理有其优势,也有其短板。居民对于社区的满意度高达80.9%,证明近年来广州的社区治理改革,以“共建共享、平安幸福”为治理目标,形成四级联动治理体制,加强党建引领,创建幸福社区、推进网格化服务管理、探索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等举措取得了较好成绩。社区治理效率较高,有效地畅通了社区居民诉求,特别是有65.8%的外地居民认为居委会的工作代表了居民利益,体现了广州加强来穗人员管理服务、服务外地居民的成果。

短板在于:区域不平衡,主要表现为行政区划间的不均衡和不同社区类型间的不均衡,由于缺乏市级层面的统筹协调,各区自行探索、自行试验,社区治理工作发展不平衡,治理体制有待进一步完善;社区内信任度不均衡,居民间的互信程度一般,居民对于社会组织的信任度也相对较低;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不高,自治活动不活跃,制度化参与的渠道不健全;社区的互惠规则缺乏,表现为邻里交流频率一般,制度化、专业化的社区组织知晓率不高;治理政策的执行落实有待加强,社区公共部门的服务管理和社区自治有待进一步融合;青年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意愿不高,社区参与度、社区联结度、社区信任感均低于其他代际居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