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已84岁高龄的孙伯翔，被誉为是当代北碑书法的领军人物，而且以擅书对联这样的榜书大字著称。“万象皆点线，无处不方圆。”这幅写于2013年他79岁时的五言联，可以说是他数十年学习书法的感悟。书法的万千变化和无穷的形象，都是起源于点与线。书家创作时展纸挥毫，“一画之间，变起伏于峰杪；一点之内，殊衄挫于毫芒。”（孙过庭）而孙伯翔毕生孜孜以求的北魏书法，甚至是碑与帖，其关键要害就在于笔法的方与圆。他最终发现，方与圆不可割裂，要相辅相成，方中有圆，圆中有方。

孙伯翔楷书五言联

孙伯翔对北碑中的《始平公》用功最深，自称临写此帖用去的纸张可以装满一辆卡车。然而，在这副对联中，看不到《始平公》方刚雄强、刀锋毕露的审美风格，也没有他的老师王学仲要求“写成钢打的、铁铸的”那种面貌，而是悠然散漫、灵动自然的诗意书写。方与圆、轻与重、粗与细、疏与密、大与小、开与合，甚至楷与行，如此等等，这些相互对立的艺术元素，都在这里随机生发，寻求着和谐统一。作品显示出步入晚年的孙伯翔，已不再追求过度的夸张变形、极端的扭曲造作，而是变得平淡质朴，随心所欲。

清代中期以后，碑学大兴，晚清康有为等更是尊碑抑帖，流风所至清末民初，李瑞清、曾熙，乃至当代胡小石等书家更是描摹刀刻锥凿的痕迹，甚至用颤抖来模仿碑石剥蚀的线条，以求得所谓的金石气。舍笔师刀的碑派书法，终因矫揉造作、匠气刻板而走向了穷途末路。孙伯翔也是碑派书家，但他并不排斥帖学，特别强调书法要“自然地书写”这一根本要义。我们看：

上联“万”字便是随手书写、墨气淋漓、线条厚重圆浑；“點”字的四点连带呼应，“線”字的“纟”旁笔势连绵，一笔写成；下联的书写更加流利，“無”字行笔中游丝牵连，上下气贯；“處”字开笔和最后数笔，将碑书的断绝变为行草的笔画的连带；“不”“方”二字一气呵成，“圆”字更是将“囗”的方折变成了快速的圆转。

不过他毕竟是碑书大家，书写性只是他对北碑楷书的一种改造，以及冲淡碑书僵硬做作之气的一种手段。他最终还是要在毛笔转折腾挪的书写中，将碑意刀味体现出来，并且尽量显得毫不经意。例如：对联中的“象”“線”字最后的撇捺，宽厚刚健；“皆”字的弯钩内圆外方；“點”字起笔雄奇角出；“圆”字造型则是圆中见方。不仅如此，几乎每一个字的横折笔画，他都能将方折圭角表现得曲尽其妙，各个不同。例如，“万”字折笔朴茂、“點”字折笔清爽、“不”字折笔凝重、“方”字折笔圆融、“圆”字折笔清丽。

北碑书法在结字上多有书家或刻工的变态夸张，对比强烈，全然不同于帖派书法的工整雅致。这也是孙伯翔书法的拿手好戏。对联中“万”上宽下窄，横画长挺浓厚；“象”上合下开，撇画宕逸清俊；“皆”字上大下小，笔画粗中有细；“處”字上窄下宽，行笔楷中有行。如果将上下对联合起来看：上联“万”以简笔浓重开端，下联以“圆”字繁笔轻松作结；而且上联与下联中左右相对的字，也注意变化和对比。

当然，作品也有不足之处。例如，上联“万”与下联“无”字，并列时可见在笔画上有简繁疏密的对比，可惜两字字形总体偏小，导致对联整体上轻下重，有失平衡。还有的字如“無”“处”“圆”等，其中有的笔画在书写时侧锋轻掠，导致线条浅薄，没有质感。这正如他说的写碑书“但欲得方，必得厚方能称雄，形态易得，质感难求。”

此外，孙伯翔与大多碑派书家一样，最终会向往将刻板的碑书草化，以减少造作，强化书写性。为此，他在碑楷中夹杂行草笔法（如“處”“圆”），可惜并不成功。由此看来，他虽用功极深，但还是难以达到像何绍基、赵之谦、沈曾植、于右任等碑书大家的书史高度。

王世国 （广东省书法评论家协会主席）